原创

也不要求你非得开路虎,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是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由于“各省绅商各界,往往因细微事故,动辄电致政府”,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
当时伦敦人把这个新奇玩意当成是科学奇迹的一次展示——当然,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奇迹罢了,就连投资的爵士都没对其抱有太大信心,权当是资助科学研究罢了。这种乏人关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45年,才极具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无有敢造次者。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他九岁时,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小小友”,一起谈论柏杨文集。他十二岁时,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如今,人生航道弯弯曲曲,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可见,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相信年轻人吧,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甚至还正阮囊羞涩,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加班,挣薪水,评职称,供房子,跑关系……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按说陈宦此人,在四川主政期间也作了不少好事,剿匪清乡,整顿经济,可称为一代良吏,有着清廉、能干的名声。骆成骧当日帮陈宦,恐怕也是出于对他在这方面的肯定。倘若没有袁世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和评价,恐怕就和现在大为不同了。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而电报呢,套句应景的话就是“眼睛一闭,一睁(一秒钟),就转地球七圈半了,嚎?”这中间的效率差了多少倍,数学不太好的恐怕还真算不清……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结果修改来修改去,这一拖延就拖到了5月21日。这时恰好成都周围发生小规模的兵变,陈宦以为谁跑过来搞兵谏,吓得立刻把邓文瑗叫过来,让他拿出电报草稿,匆匆改了几笔,拿去电报局发布。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这一篇好电文,陈宦却怎么看怎么心虚。因为他对袁世凯始终怀有畏惧,这次站出来公开反对,更是底气不足。结果无论电报草稿反复修改,他总是觉得不妥。其实根本不是电文有问题,而是他自己心里有鬼。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横断铁道,分许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以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赀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括,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闾里嗟怨,国民信爱,斲伤无余,神州陆沈,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已,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餂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监谤饰非,炰烋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藏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食誓言,日月舛仵,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道系乡闾,鹤鸣凤翽,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瞩国家,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堪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都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上,谁非黄帝子孙?涿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内外,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心。军府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兹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抗义行,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官面上往返了几道文书,彼此心照不宣。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巴夏礼是什么人?那是个头上长角、眼珠发蓝的狠角色,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生。
黄遵宪的诗作也与寻常腐儒不同,专好以古诗咏新物,充满新奇体验。他27岁去北京乡试时,就曾经咏过一首《由轮舟抵天津》,在诗中首次提到了“轮舟”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可算得上是发前人所未发。后来他去美洲、欧洲等地游历,所见所闻无不奇异新颖,他的诗中于是便充满了对西洋这种“奇技淫巧”的赞叹与欣慕。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做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就是洪宪朝的初代与末代皇帝袁世凯。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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